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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子汪寒洁自述--老吴这一辈子

一       老吴是我原单位的领导,一把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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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说说我这个原单位——实际上就是我们市的艺术学校。可这个所谓学校却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学校,它没有固定的校舍,没有固定的师资,没有固定的专业,甚至没有固定的校名,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校之初叫艺专,“文革”中叫过样板戏学习班、新鲁艺、“五七”艺校,拨乱反正后又叫艺术职业学校,其间好像还叫过艺干班、戏专什么的,多得已经记不清了。人们常说部队是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,这学校似乎什么都不是铁打的,什么都在“流”。记得学校还叫艺专的时候曾经挂过牌子,柏木的,白底黑字:“××市艺术专科学校”。很醒目。后来由于校址常在迁,校名常在变,加之时办时停的,就干脆不挂牌了。原来的牌子被疯子阿三抱走了。疯子阿三是本校职工的家属,门房老周的儿子,据说他小时候出麻疹吃错了药,造成脑子发育不健全。阿三平时最爱看学生练功,看得十分专注,从不捣乱,如见把杆晃动,他就主动上前用肩顶住;如见有人摔伤,无论男女,他或扶或扛立马就往医务室送。老师学生都喜欢他,从不觉得他多余。“文革”开始那几年,学校停办,阿三不干了,大闹不休,说,你们不办老子办!他从传达室门后找出那块校牌,抱起就开跑。他把牌子挂到了老东门城隍庙大门口,又不知从哪儿吆喝来一帮流浪儿童,每天在庙门口的坝子里练功。阿三赤膊上阵当起了教练,虎着个脸,又喊又叫又比又划地来回忙碌着,还满像那么回事的。那些年什么消息都传得快,疯子办艺专的事也很快被传得沸沸扬扬五花八门,人们开初觉得很好笑,后来见满世界都在疯,也就慢慢习以为常了。艺专因此挣了个外号,叫“疯专”。还有人编了个顺口溜:疯专疯专,疯子当教官,上课团团转,走路打偏偏,谁要进此校,不疯都要癫。顺口溜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,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。若问本市人,说艺专、艺校很少有人知道,说疯专知道的人多的是,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叫。单位名声坏成这样,办学又一直没个章法,所以谁都不愿去出这个“疯头”,一把手位子长期空缺,调谁谁不来,都找各种理由推诿。正当上级主管部门为此伤脑筋的时候,竟有人主动请缨,愿啃这根硌牙的骨头,这个人就是老吴。

老吴大名叫吴天星,因为有了一官半职,所以名字使用率极低,好些人都不知道,不过他的外号“吴大头”知道的人倒不少。其实他的头也说不上有多大,只是因为他的身材码子小,和头不成比例,这就把头衬大了。老吴以前当过我们市文化局的人事科长,反右时因为本系统的指标没完成,要主要负责人负责,老吴虽不是主要负责人,因为具体工作都是人事科在做,大家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,就让他顶了个缺。想到他当然另还有一层原因,这之前局里已经有传言,说上面早逮着了老吴的“把柄”。其实他的这个所谓把柄,说穿了简直是一个笑话,竟是打瞌睡打出来的。老吴人不胖,瞌睡却多,工作起来没事,一松弛下来便容易犯毛病,脑袋一耷拉就见周公去了。他上医院检查过,抽了几管血,照了几次光,浑身上下几乎查了个遍,最后医生说,一切未见异常,大概是因为头重脚轻,身体平衡度差,脑袋就总爱耷拉着,一耷拉瞌睡就会趁机而入。没有结果的结果,让他更为焦虑,怕误事啊。

这不就摊上大事了!事情发生在他的一次相亲。那天他和女方去看电影,苏联七彩片《幸福的生活》。看到高兴处,女方主动和他交流,他不搭理,一次两次三次,都这样。女方不知道他已沉入梦乡,以为是他没诚意,于是不等电影放完就生气走了。对象没谈成,却给他惹来了大麻烦。女方是本市44中的历史教师,因为讲了某农民运动领袖相貌丑陋而犯了“恶意丑化”罪,被打成右派,在搜查历史教师的抽屉时,意外发现一封老吴给她的信。老吴写信的本意是想解释一下那天看电影所造成的误会,妄图重续缘分,他为表心曲,特意在信中夹带了一句:“你是那天上的月,我是那月边的寒星……”偏偏他那使用率极低的大名里就有个“星”字!这下事情就变严重了。一个党员干部不跟着党走,却要去做资产阶级右派身边的“寒星”,什么立场!其实谁都知道这一句的出处,是抄袭的《夜半歌声》歌词,可在这种时候谁又敢站出来帮他辩解呢?在劫难逃,这“指标”于是非他莫属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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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    老吴的右派帽子其实没戴多久,一年多一点就摘了,是在他劳动的那个农场全体职工的强烈要求下摘的。

他劳动的那个农场,是家以研究大田作物栽培技术为主的国营农场,条件比较好,食堂、澡堂、医务室、俱乐部、小卖部啥都有,干的虽是和普通农民一样的农活,但生活待遇并不比城里工人差。这样条件的农场一般是不安排右派去的,怕达不到劳动改造的效果。正好当年农场要修水库,发展水产养殖,当然主要还是为了蓄水,以解决枯水季节农田的灌溉问题。工程不算小,需要大量劳动力,在农场的再三要求下,上面最终同意把新补的右派安排给他们用。老吴就这样去了那家农场。令他没想到的是,农场场长竟是他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钟平。老吴和钟平小时候生活在同一个小县城的同一条街,小学期间,两人一直是很要好的玩伴,都喜欢打篮球,同是校篮球队队员。钟平那时家里很穷,打球跑饿了就叫“大头”,大头见他脸色不好,浑身发抖,知道他又闹饥荒了,忙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爆米花往他嘴里塞——大头父亲是炒爆米花卖的小贩——哪怕只有一根棒棒糖,也是你一口我一口地共同分享,从不吃独食。钟平一直记着大头的这份情,曾经把它写进一篇作文里,写得情真意切,字字动心,国语老师拿到班里念,好些同学都感动得哭了。后来,大头父亲在一次日机大轰炸中遇难,父亲死后不久,母亲迫于生计含泪改嫁,母亲要带大头走,他坚决不去,就自己回到小镇跟爷爷过。两个小伙伴从此失去了联系。这一晃就是10多年。

钟平从名单上看到有老吴的名字“吴天星”,先是一惊,不会是同名同姓吧?后来看了材料,他眼前一黑,心情无比难受,一方面觉得老同学这右派当得有点冤,一方面又觉得倒这样的大霉恐怕和他的德性有关。大头脾气倔犟,处事不活络,上小学时就不讨老师喜欢。他数学不好,经常完不成作业,被罚站,挨手板心,老师骂他“脑袋生了锈”,挖苦他长了个科学家的大脑袋,里面却全装的空气。钟平为他难过,几次主动拿作业给他抄,可大头偏不领这个情,宁肯挨手板心被罚站吃零蛋,也从不作弊。他的倔犟劲,有时连钟平都看不过去,钟平吼他:“说你脑袋生锈,也不打点油擦擦!”长大成人后,钟平虽没有再见到过大头,却听到过他的一些事,是他们小学同班的女同学丛霞亲口讲给他听的。

丛霞是进省城读高中时见到的大头。

大头回到小镇后,没再上学,白天帮着爷爷扫街,晚上跟着爷爷在镇上打更,爷爷敲锣,他敲竹梆,一边敲着:“笃笃—咣咣—”,一边喊着:“天干物燥,小心火烛!”“寒潮来临,关灯关门!”……大头嗓子好,兴致来时,还会唱上一两句“月儿弯弯照九州,几家欢乐几家愁”什么的,唱得有腔有调,镇上的人都说,这娃比戏台上演戏的还唱得好听。后来,爷爷得心绞痛病去世,他就正式接了爷爷的槌,靠一面铜锣维持生计。有天,一个高个子军人来找到他,高个子军人是解放军文工团的,要买他的锣,文工团原来的锣敲破了,他跑遍全镇都没买着,就来找到大头。大头说什么也不卖,他说这是爷爷留给他的唯一遗产,爷爷交给他的时候说了,这锣是他家的命根子,它陪伴了爷爷大半辈子,上面附着爷爷的魂。高个子军人说:既然是这样,我们就算租借吧,今后一定归还。大头想了想说,他爷爷五天前刚入土,还欠下对门药房十块大洋,他没钱还,他愿意把自己一起搭上,就十块大洋,任随叫他做啥都可以,有口饭吃就行。高个子军人听了,二话不说就去对门药房替他还了债,转过身时,见大头满脸泪水跪在地上,一边向他磕头,一边不停地喊着“大恩人”。高个子军人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,他边扶起大头边对他说:“小兄弟,走,跟我当解放军打反动派去!”大头毫不迟疑,带着铜锣就跟高个子军人走了。后来南征北战负了伤,他才转业回乡。

丛霞见到大头的时候,他已经脱下军装,在市电影队当队长,一次电影队到丛霞学校放电影,他们才遇上的。丛霞爱看电影,就常去找大头,渐渐俩人便产生了感情。丛霞父母知道后,坚决不同意他们再来往,丛霞父母说,一个放电影的能有多大出息,今后定成不了什么大器。丛霞一气之下,就到处说她不是父母亲生,所以父母事事卡她,对她不好。气得她母亲去上吊,所幸人没有死,气急中忘摘围巾了。后来丛霞意识到自己做过了头,哭着去向父母下跪道歉。到底是亲生骨肉,父母最终原谅了女儿。可大头却不原谅丛霞,坚决要跟她分手,理由是:编造谎言的人不值得爱。丛霞哪里想得通?骂他脑袋已经锈成渣,是个不识人世的木头人。丛霞对大头由爱生恨,一扭身离他而去,头也没有回一下。丛霞后来就成了钟平的妻子。钟平没有要为妻子出这口气的意思,他能得到丛霞,内心还暗暗感激大头。令钟平不解的是,这人的脑袋怎么经过这么些年了还不开窍,还生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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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及旧情,钟平也考虑了要对老同学略施照顾,让这个倒霉蛋少吃点苦头。安排这批右派工作的时候,钟平主动提出,吃饭的人增多了,得抽两个人去食堂。他亲自出面去挑选,先挑了个女的,那女的当即表示“坚决服从分配”,忙就把已经扛上肩的铁锹撂下了。钟平说还得要个男的,跑跑采购搬运之类的力气活。他东瞅西瞅,最后就把目光落在了老吴身上,还故意问了句:“你叫什么?”老吴其实早就认出了眼前这人是谁,就像钟平一眼认出他一样,要好的朋友是怎么都忘不了的,但此刻他俩谁敢认谁?老吴明白钟平这样明知故问的意思,他把头耷拉得更低了,小声回答道,叫右派。钟平提高了调门,我知道你叫右派,我是问你名字!老吴尴尬异常,声音颤颤地回答:吴天星。钟平重复了一遍“吴天星”三个字,然后用训斥的口气对他说:你紧张什么,你当你是根棒棒糖,我会把你吃了?说得其他右派都窃窃苦笑。老吴意会到钟平话里传递出的信息,正琢磨间,钟平又问他,会蹬三轮车吗?老吴一直耷拉着的脑袋这才抬起来,他对钟平很肯定地说,我从小爱打篮球,身体很好,就让我去工地吧。老吴也巧妙地给钟平传递过去一个信息,以示彼此心相知。钟平一时沉默,他在想,这个大头又不领他的情,还是当年拒抄作业那股倔劲啊。钟平脑子里一下闪现出俩人童年的一些往事,鼻子一酸,差点掉下泪来,不过他很快控制住了情绪,借口说身体有点不适,转身离开了。

老吴摘帽早,并不是因为钟平做了什么手脚,相反,要不是钟平干预,说不定摘得更早。老吴是工地上出了名的“拼命三郎”,攀崖架线、开山点炮,哪里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。有次悬空作业,他在空中像钟摆一样来回晃荡着,这画面正好被一个前来工地采访的记者撞见,记者一激动,也不问青红皂白,举起相机就稀里哗啦一阵狂拍。照片后来登在了省里的报纸上,标题是:《人定胜天》。这就惹出麻烦来了。一个右派分子要胜谁的“天”?是妄想变天!由此引出的话题在报纸上闹腾了好久,那个记者也差点被追补成右派,经过有关方面反复调查核实,确认这个记者真的不知道老吴的右派身份后,这才免于给他戴帽,只降了他两级工资以示惩处。经过这场事,钟平只好把群众要求给老吴摘帽的呼声先压一压,老吴本人也说不急,都戴得没感觉了,不碍事的。摘帽的事就这样拖后了。

直到老吴摘掉帽子准备离开农场的时候,钟平才第一次单独约见了老同学,彼此畅叙旧情。交谈中,钟平把老吴在农场的表现大大赞扬了一番,说他这是痛定思痛脱胎换骨结出的硕果,不仅为自己争取到了重新做人的机会,也是对老同学的有力支持。老吴却回答,我没有想过这些,干活就只想如何干好活,就像在篮球场上一样,打球就只想多进球,想多了,球就进不了篮圈。钟平不相信,没有思想动力会这样革命加拼命地干吗!老吴觉得好笑,说,你大概忘了我的老毛病了吧,不卖力气我会打瞌睡的。说得钟平也笑了,只是笑得有些不太自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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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    老吴是右派问题彻底改正后回的市文化局。机关是原来的,可人大多换成了新人,机构设置也变了,原来的科室全都升成了处。他心里不禁生出“时过境迁、物是人非”的感慨。回来后,恢复了党籍,补发了工资,分配了住房,政治上给予了处级待遇,总之落实政策没打半点折扣,可就是没事干。老吴过不惯一杯清茶一张报纸的清闲日子,他主动找到新局长,要求给他点事情做。他知道局里当时人满为患,正副局、处级干部排了一长串,几间办公室都挤得像茶馆了,一上班没事干的这些领导们就只顾喝茶看报再加看手表。他为了不让局长太为难,就主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