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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子汪寒洁自述--老吴这一辈子

一       老吴是我原单位的领导,一把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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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说说我这个原单位——实际上就是我们市的艺术学校。可这个所谓学校却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学校,它没有固定的校舍,没有固定的师资,没有固定的专业,甚至没有固定的校名,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校之初叫艺专,“文革”中叫过样板戏学习班、新鲁艺、“五七”艺校,拨乱反正后又叫艺术职业学校,其间好像还叫过艺干班、戏专什么的,多得已经记不清了。人们常说部队是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,这学校似乎什么都不是铁打的,什么都在“流”。记得学校还叫艺专的时候曾经挂过牌子,柏木的,白底黑字:“××市艺术专科学校”。很醒目。后来由于校址常在迁,校名常在变,加之时办时停的,就干脆不挂牌了。原来的牌子被疯子阿三抱走了。疯子阿三是本校职工的家属,门房老周的儿子,据说他小时候出麻疹吃错了药,造成脑子发育不健全。阿三平时最爱看学生练功,看得十分专注,从不捣乱,如见把杆晃动,他就主动上前用肩顶住;如见有人摔伤,无论男女,他或扶或扛立马就往医务室送。老师学生都喜欢他,从不觉得他多余。“文革”开始那几年,学校停办,阿三不干了,大闹不休,说,你们不办老子办!他从传达室门后找出那块校牌,抱起就开跑。他把牌子挂到了老东门城隍庙大门口,又不知从哪儿吆喝来一帮流浪儿童,每天在庙门口的坝子里练功。阿三赤膊上阵当起了教练,虎着个脸,又喊又叫又比又划地来回忙碌着,还满像那么回事的。那些年什么消息都传得快,疯子办艺专的事也很快被传得沸沸扬扬五花八门,人们开初觉得很好笑,后来见满世界都在疯,也就慢慢习以为常了。艺专因此挣了个外号,叫“疯专”。还有人编了个顺口溜:疯专疯专,疯子当教官,上课团团转,走路打偏偏,谁要进此校,不疯都要癫。顺口溜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,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。若问本市人,说艺专、艺校很少有人知道,说疯专知道的人多的是,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叫。单位名声坏成这样,办学又一直没个章法,所以谁都不愿去出这个“疯头”,一把手位子长期空缺,调谁谁不来,都找各种理由推诿。正当上级主管部门为此伤脑筋的时候,竟有人主动请缨,愿啃这根硌牙的骨头,这个人就是老吴。

老吴大名叫吴天星,因为有了一官半职,所以名字使用率极低,好些人都不知道,不过他的外号“吴大头”知道的人倒不少。其实他的头也说不上有多大,只是因为他的身材码子小,和头不成比例,这就把头衬大了。老吴以前当过我们市文化局的人事科长,反右时因为本系统的指标没完成,要主要负责人负责,老吴虽不是主要负责人,因为具体工作都是人事科在做,大家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,就让他顶了个缺。想到他当然另还有一层原因,这之前局里已经有传言,说上面早逮着了老吴的“把柄”。其实他的这个所谓把柄,说穿了简直是一个笑话,竟是打瞌睡打出来的。老吴人不胖,瞌睡却多,工作起来没事,一松弛下来便容易犯毛病,脑袋一耷拉就见周公去了。他上医院检查过,抽了几管血,照了几次光,浑身上下几乎查了个遍,最后医生说,一切未见异常,大概是因为头重脚轻,身体平衡度差,脑袋就总爱耷拉着,一耷拉瞌睡就会趁机而入。没有结果的结果,让他更为焦虑,怕误事啊。

这不就摊上大事了!事情发生在他的一次相亲。那天他和女方去看电影,苏联七彩片《幸福的生活》。看到高兴处,女方主动和他交流,他不搭理,一次两次三次,都这样。女方不知道他已沉入梦乡,以为是他没诚意,于是不等电影放完就生气走了。对象没谈成,却给他惹来了大麻烦。女方是本市44中的历史教师,因为讲了某农民运动领袖相貌丑陋而犯了“恶意丑化”罪,被打成右派,在搜查历史教师的抽屉时,意外发现一封老吴给她的信。老吴写信的本意是想解释一下那天看电影所造成的误会,妄图重续缘分,他为表心曲,特意在信中夹带了一句:“你是那天上的月,我是那月边的寒星……”偏偏他那使用率极低的大名里就有个“星”字!这下事情就变严重了。一个党员干部不跟着党走,却要去做资产阶级右派身边的“寒星”,什么立场!其实谁都知道这一句的出处,是抄袭的《夜半歌声》歌词,可在这种时候谁又敢站出来帮他辩解呢?在劫难逃,这“指标”于是非他莫属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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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    老吴的右派帽子其实没戴多久,一年多一点就摘了,是在他劳动的那个农场全体职工的强烈要求下摘的。

他劳动的那个农场,是家以研究大田作物栽培技术为主的国营农场,条件比较好,食堂、澡堂、医务室、俱乐部、小卖部啥都有,干的虽是和普通农民一样的农活,但生活待遇并不比城里工人差。这样条件的农场一般是不安排右派去的,怕达不到劳动改造的效果。正好当年农场要修水库,发展水产养殖,当然主要还是为了蓄水,以解决枯水季节农田的灌溉问题。工程不算小,需要大量劳动力,在农场的再三要求下,上面最终同意把新补的右派安排给他们用。老吴就这样去了那家农场。令他没想到的是,农场场长竟是他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钟平。老吴和钟平小时候生活在同一个小县城的同一条街,小学期间,两人一直是很要好的玩伴,都喜欢打篮球,同是校篮球队队员。钟平那时家里很穷,打球跑饿了就叫“大头”,大头见他脸色不好,浑身发抖,知道他又闹饥荒了,忙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爆米花往他嘴里塞——大头父亲是炒爆米花卖的小贩——哪怕只有一根棒棒糖,也是你一口我一口地共同分享,从不吃独食。钟平一直记着大头的这份情,曾经把它写进一篇作文里,写得情真意切,字字动心,国语老师拿到班里念,好些同学都感动得哭了。后来,大头父亲在一次日机大轰炸中遇难,父亲死后不久,母亲迫于生计含泪改嫁,母亲要带大头走,他坚决不去,就自己回到小镇跟爷爷过。两个小伙伴从此失去了联系。这一晃就是10多年。

钟平从名单上看到有老吴的名字“吴天星”,先是一惊,不会是同名同姓吧?后来看了材料,他眼前一黑,心情无比难受,一方面觉得老同学这右派当得有点冤,一方面又觉得倒这样的大霉恐怕和他的德性有关。大头脾气倔犟,处事不活络,上小学时就不讨老师喜欢。他数学不好,经常完不成作业,被罚站,挨手板心,老师骂他“脑袋生了锈”,挖苦他长了个科学家的大脑袋,里面却全装的空气。钟平为他难过,几次主动拿作业给他抄,可大头偏不领这个情,宁肯挨手板心被罚站吃零蛋,也从不作弊。他的倔犟劲,有时连钟平都看不过去,钟平吼他:“说你脑袋生锈,也不打点油擦擦!”长大成人后,钟平虽没有再见到过大头,却听到过他的一些事,是他们小学同班的女同学丛霞亲口讲给他听的。

丛霞是进省城读高中时见到的大头。

大头回到小镇后,没再上学,白天帮着爷爷扫街,晚上跟着爷爷在镇上打更,爷爷敲锣,他敲竹梆,一边敲着:“笃笃—咣咣—”,一边喊着:“天干物燥,小心火烛!”“寒潮来临,关灯关门!”……大头嗓子好,兴致来时,还会唱上一两句“月儿弯弯照九州,几家欢乐几家愁”什么的,唱得有腔有调,镇上的人都说,这娃比戏台上演戏的还唱得好听。后来,爷爷得心绞痛病去世,他就正式接了爷爷的槌,靠一面铜锣维持生计。有天,一个高个子军人来找到他,高个子军人是解放军文工团的,要买他的锣,文工团原来的锣敲破了,他跑遍全镇都没买着,就来找到大头。大头说什么也不卖,他说这是爷爷留给他的唯一遗产,爷爷交给他的时候说了,这锣是他家的命根子,它陪伴了爷爷大半辈子,上面附着爷爷的魂。高个子军人说:既然是这样,我们就算租借吧,今后一定归还。大头想了想说,他爷爷五天前刚入土,还欠下对门药房十块大洋,他没钱还,他愿意把自己一起搭上,就十块大洋,任随叫他做啥都可以,有口饭吃就行。高个子军人听了,二话不说就去对门药房替他还了债,转过身时,见大头满脸泪水跪在地上,一边向他磕头,一边不停地喊着“大恩人”。高个子军人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,他边扶起大头边对他说:“小兄弟,走,跟我当解放军打反动派去!”大头毫不迟疑,带着铜锣就跟高个子军人走了。后来南征北战负了伤,他才转业回乡。

丛霞见到大头的时候,他已经脱下军装,在市电影队当队长,一次电影队到丛霞学校放电影,他们才遇上的。丛霞爱看电影,就常去找大头,渐渐俩人便产生了感情。丛霞父母知道后,坚决不同意他们再来往,丛霞父母说,一个放电影的能有多大出息,今后定成不了什么大器。丛霞一气之下,就到处说她不是父母亲生,所以父母事事卡她,对她不好。气得她母亲去上吊,所幸人没有死,气急中忘摘围巾了。后来丛霞意识到自己做过了头,哭着去向父母下跪道歉。到底是亲生骨肉,父母最终原谅了女儿。可大头却不原谅丛霞,坚决要跟她分手,理由是:编造谎言的人不值得爱。丛霞哪里想得通?骂他脑袋已经锈成渣,是个不识人世的木头人。丛霞对大头由爱生恨,一扭身离他而去,头也没有回一下。丛霞后来就成了钟平的妻子。钟平没有要为妻子出这口气的意思,他能得到丛霞,内心还暗暗感激大头。令钟平不解的是,这人的脑袋怎么经过这么些年了还不开窍,还生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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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及旧情,钟平也考虑了要对老同学略施照顾,让这个倒霉蛋少吃点苦头。安排这批右派工作的时候,钟平主动提出,吃饭的人增多了,得抽两个人去食堂。他亲自出面去挑选,先挑了个女的,那女的当即表示“坚决服从分配”,忙就把已经扛上肩的铁锹撂下了。钟平说还得要个男的,跑跑采购搬运之类的力气活。他东瞅西瞅,最后就把目光落在了老吴身上,还故意问了句:“你叫什么?”老吴其实早就认出了眼前这人是谁,就像钟平一眼认出他一样,要好的朋友是怎么都忘不了的,但此刻他俩谁敢认谁?老吴明白钟平这样明知故问的意思,他把头耷拉得更低了,小声回答道,叫右派。钟平提高了调门,我知道你叫右派,我是问你名字!老吴尴尬异常,声音颤颤地回答:吴天星。钟平重复了一遍“吴天星”三个字,然后用训斥的口气对他说:你紧张什么,你当你是根棒棒糖,我会把你吃了?说得其他右派都窃窃苦笑。老吴意会到钟平话里传递出的信息,正琢磨间,钟平又问他,会蹬三轮车吗?老吴一直耷拉着的脑袋这才抬起来,他对钟平很肯定地说,我从小爱打篮球,身体很好,就让我去工地吧。老吴也巧妙地给钟平传递过去一个信息,以示彼此心相知。钟平一时沉默,他在想,这个大头又不领他的情,还是当年拒抄作业那股倔劲啊。钟平脑子里一下闪现出俩人童年的一些往事,鼻子一酸,差点掉下泪来,不过他很快控制住了情绪,借口说身体有点不适,转身离开了。

老吴摘帽早,并不是因为钟平做了什么手脚,相反,要不是钟平干预,说不定摘得更早。老吴是工地上出了名的“拼命三郎”,攀崖架线、开山点炮,哪里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。有次悬空作业,他在空中像钟摆一样来回晃荡着,这画面正好被一个前来工地采访的记者撞见,记者一激动,也不问青红皂白,举起相机就稀里哗啦一阵狂拍。照片后来登在了省里的报纸上,标题是:《人定胜天》。这就惹出麻烦来了。一个右派分子要胜谁的“天”?是妄想变天!由此引出的话题在报纸上闹腾了好久,那个记者也差点被追补成右派,经过有关方面反复调查核实,确认这个记者真的不知道老吴的右派身份后,这才免于给他戴帽,只降了他两级工资以示惩处。经过这场事,钟平只好把群众要求给老吴摘帽的呼声先压一压,老吴本人也说不急,都戴得没感觉了,不碍事的。摘帽的事就这样拖后了。

直到老吴摘掉帽子准备离开农场的时候,钟平才第一次单独约见了老同学,彼此畅叙旧情。交谈中,钟平把老吴在农场的表现大大赞扬了一番,说他这是痛定思痛脱胎换骨结出的硕果,不仅为自己争取到了重新做人的机会,也是对老同学的有力支持。老吴却回答,我没有想过这些,干活就只想如何干好活,就像在篮球场上一样,打球就只想多进球,想多了,球就进不了篮圈。钟平不相信,没有思想动力会这样革命加拼命地干吗!老吴觉得好笑,说,你大概忘了我的老毛病了吧,不卖力气我会打瞌睡的。说得钟平也笑了,只是笑得有些不太自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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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    老吴是右派问题彻底改正后回的市文化局。机关是原来的,可人大多换成了新人,机构设置也变了,原来的科室全都升成了处。他心里不禁生出“时过境迁、物是人非”的感慨。回来后,恢复了党籍,补发了工资,分配了住房,政治上给予了处级待遇,总之落实政策没打半点折扣,可就是没事干。老吴过不惯一杯清茶一张报纸的清闲日子,他主动找到新局长,要求给他点事情做。他知道局里当时人满为患,正副局、处级干部排了一长串,几间办公室都挤得像茶馆了,一上班没事干的这些领导们就只顾喝茶看报再加看手表。他为了不让局长太为难,就主动提出,搞点收收发发也行呵。局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:你是要让我犯错误吧,收收发发是门卫的事,门卫是工人编制,安排干部去做工人的活,是违反政策的!局长略加思考,对他说:这样好了,你先去基层搞搞调研,本系统内愿去哪去哪,愿研啥研啥,不给你提任何硬性要求。老吴是官场上混过来的人,心里明白这是什么意思,就是说你别再满腔热血壮志凌云的啦,想干点啥干点啥、想吃点啥吃点啥,得过且过吧。可老吴不行,他得过且过不来,干事就要真枪实弹,决不来虚的,去哪里都无所谓,只要有实事干就行。他早听说“疯专”没人愿去,就试探着提出能不能让他去那里。这次,局领导办事效率空前的高,老吴上午提出,下午就有了答复:同意他的请求!还出乎意料地让他去当“一把手”。局长向他宣布这一决定的时候,显得一身轻松,还当面赞扬鼓励了他几句:把你当年修红旗渠那种干劲使出来,这个单位就一定能打好翻身仗!老吴一阵发懵,我什么时候去修过红旗渠?他还没出声,局长又说话了:我看过那个纪录片,《红旗渠水绕太行》对吧?你悬在空中的镜头很感人呢。原来局长是把张飞和岳飞搅混在一起了。老吴忙作解释,说他修的不是红旗渠,纪录片上的人当然不会是他。局长不太自然地笑笑说,都一样,精神都一样。

老吴到“疯专”任职的消息传出去后,不少人对局里的这一任命感到不解,摘帽右派也能当一把手?又有人说,反正那是个烂摊子,以烂为烂呗。这些话其实都传到了老吴耳朵里,他当没听见。

老吴是“疯专”有史以来任职最短的一把手,还不到一年就下台了。原因是:民意支持度不高,告他状的人不少。老吴不训人、不整人,事事以身作则,要求别人也不算严苛,何以落得如此结果?问题就出在这个“以身作则”上。老吴在文化局分了住房,却空着不住,非要坚持住到单位里。单位里没有教职工宿舍,只在学生宿舍留了两间,供值班人员轮流住。如果老吴住进来后就不再安排其他人值班,或减少值班人次,那情况肯定大不一样。他却没有这样做,反而强调要加强管理,值班人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。这就凉了不少人的心。单位里再没有可住人的地方,能插针的缝早被单身无房户老陶和我插上了,他只好每晚在办公室里打地铺。这也罢了,偏偏他生活习惯又好,早睡早起,起得比老陶和我早不足为怪,甚至比传达室的老周父子还早。他每天起床后,先在院子里兜几圈,这里看看那里查查,然后就拿起大扫帚打扫院子。老周起来看见了,心里老大不高兴,嘴里不停嘀咕,领导不去坐办公室,跑来抢我们的活干,这不是给人难堪打人脸吗!疯子阿三以为父亲受了欺负,跳下床就开骂,啥鸡巴领导,大右派!吓得老周赶忙去堵他的嘴。老陶和我其实也不高兴,老吴没住进来时,一下班,我们想干啥干啥,啥都不想干时就挤到传达室,边抽烟喝茶边听老周豁着牙讲前朝后寝那些稀奇事,那简直是天上有地下无的快活日子。老吴搬进来后,他虽没干涉过我们的任何事,有时还陪着我们聊天,可我们自由自在的举止和言谈,不知不觉间便收敛了许多,日子一下变得寡淡起来。

我们单位名声不好,职工福利却不差,补贴比哪个单位都多,能想得出来的名目几乎都有,上下班交通费、误餐费、电话费、书报费、假期旅游费、课时费、值班费、排练费、观摩费、演出实习费、住房补贴、全勤奖、完成任务奖、突出成就奖……多得都记不清了。老吴来后发现,这个费那个奖的,几乎成了人人有份的固定收入。比如老陶和我,长期免费住单位,照样按月领取上下班交通费和住房补贴;老陶是教艺术史的,我是教语文的,这些都是公共课,和排练、实习毫不沾边,却照样领排练费、实习费。问题在于,多拿了钱仍不好好干,不少人的主要精力都用去揽私活挣外快了,一上班不是自己病就是父母或孩子病。老吴实在看不下去,但因为涉及到众多人的利益,事情就变得敏感和棘手了。老吴决定先从自己做起。他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表示,除了有政策规定的外,其余补贴他一分也不领。至于其他人该不该领,今后怎么办,他一句都没有讲。这一表态迎来的不是掌声,而是一片沉默。他这样“以身作则”的结果,没出现天塌地陷,却让他感到万箭穿心。

他被人告了!

告老吴的事由五花八门。有人告他:“宣扬所谓‘疯子精神’,这不明明是武训精神的翻版吗?”事情是这样的:有人问老吴为什么要主动争取到这个学校来。他说,学校知名度高啊。问者说,那可是坏名声,都是疯子阿三搞出来的。老吴不同意,他说,那个年代敢说“你们不办老子办”,这是值得钦佩的,难能可贵啊。问者说,他是个疯子,说的是疯话。老吴说,人疯话不疯,人要干成事业,有时就得有点这种疯子精神。老吴确实讲过“疯子精神”这话,他认。至于说到是什么“武训精神”的翻版,老吴知道五十年代初期批判过电影《武训传》,但他没看过这部电影,更不知道武训有个什么精神。他说他没想那么高深,搭上梯子也够不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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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他的事情还多。他有次到食堂打饭,因只顾和人谈话忘记了给饭票,被说成“不廉洁”;有次内急跑错了公厕门,被说成“品行不端”;因嗜睡被做出的文章就更是离奇古怪了,有人说他是迷上了警幻仙子,想做自己的“红楼梦”。不过这些驴尾巴吊棒槌的事都没能压垮他,而压垮“骆驼”的最后一根稻草竟然又是那个历史老师。

这真成了老吴的一桩孽缘。


四     老吴至今还是单身一人。摘帽后,留农场期间,钟平曾托人帮他张罗过,说了几个都不成。他成分太高,钱又太少,谁愿意睁起眼睛去跳崖?有个死过两个男人的,拖俩崽,开始答应得很慷慨,愿意舍命陪君子,但一考虑到子女前途,思虑两三,最后还是“悬崖勒马”了。老吴很受打击,找到钟平说,求求你嘞,别再害人嘞,找对象门不当户不对哪能成?别再白忙活了吧,我自有安排的。钟平看出他还惦着那个历史老师,便交待有关人员去了解,了解的结果是:历史老师还没摘帽,还在修铁路。钟平把这个信息告诉老吴,他沉默良久,然后很认真地说:“我等她。”

这真有点让人不可思议。老吴和历史老师就只有一面之交,而且还不欢而散,又受她连累,何以会如此一往情深?老吴下台后,我和他有过很多交谈,谈到这个问题时,没想到,他竟回答了我一句很有哲理的话:爱和接触时间长短无关,而在于心灵感应。之后,他给我讲了他这段感情经历。

历史老师叫呼俊美。老吴说他最先是从本市晚报上见到的这个名字,晚报副刊曾登过几篇研究匈奴史的文章,作者就是呼俊美。文章观点新颖,文采横溢,老吴说他被作者的才华深深打动了,以致对匈奴人和匈奴史产生了特殊的兴趣。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民族,最后竟落得灰飞烟灭不知所终,这给人以神秘感。老吴情不自禁地哼起了一首匈奴民歌:“亡我祁连山,使我六畜不蕃息;失我焉支山,使我嫁妇无颜色。”老吴说这是匈奴人失去家园后的仰天浩叹,何等悲凉!他的话里明显流露出对匈奴人的同情,已经不再有“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”的民族旧怨,相反还有想更多了解匈奴民族的欲望。呼姓是匈奴人姓氏呼衍的简称,老吴据此断定呼俊美是匈奴人后裔。这一发现让他兴奋不已,他决心要找到这个最后的匈奴。老吴通过晚报,打听到呼俊美的一些基本情况和联系地址,就冒昧去了封信,信中简单作了自我介绍后,就直说他如何喜欢历史,对匈奴的历史如何感兴趣,想当面向老师请教,愿交老师做朋友。老吴承认,他想面见作者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呼俊美这名字让他产生了遐想,也可以说是对匈奴人的好奇吧,他渴求一睹庐山真面目。呼俊美很快回了信,很干脆地拒绝了他,说她已经有男朋友了,没有精力和兴趣再广交朋友。还说她对历史的认知完全是职业性的,无什么见解,要请教请另择高明。老吴觉得对方是闹了误会,把他当成无聊的求爱者了,忙又去信解释,说他没有别的意思,就是想认识认识她这个匈奴人,还说他一直对匈奴民族怀有敬意。呼俊美回复他,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最清楚,像你这样的“请教者”我已经遇上不只一个了,没见面时都说得很恭敬很动听,一旦见了面,发现站在面前的人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时,就再不提请教的事了,对匈奴的好奇心比匈奴人消逝得还彻底。呼俊美的话说得很不客气,老吴感到有些接受不了,他决不同于她说的那些“请教者”,虽然他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念头,但请教确实是真诚的,她没有理由这样来贬损他。看来这个匈奴人就是与众不同。老吴倔劲一发,不肯轻易善罢甘休,于是俩人就这样利用书信“吵”开了。呼俊美也怪,老吴每来一封信她都一次不落地回复,而且还很及时。经过几个回合之后,老吴似乎感觉到了点什么,他突然休兵不再写一个字。没过几天,呼俊美反而憋不住了,主动向他发起进攻,不过这次火力全收,而是友好地答应和他见一面。用词是考究过的,“见一面”。

还真就只见了这一面。

老吴说,他明白了之前那些“请教者”为什么一见面就都匆匆离她而去,确实是因为她的相貌和名字存在着一定落差,就如她所说,站在面前的人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,一点没有马背上民族的那种飒爽英气。她略显瘦小,完全是一副弱女子形象。老吴还说,那天看电影实际上是呼俊美主动提出的,当时他还有些犹疑,迟迟不置可否,因为那个年代男女初次见面去看电影,是常用的一种恋爱方式,他怕给人造成不必要的误会。呼俊美看出了老吴的心思,哈哈一笑说,是怕我男朋友不答应是吗?告诉你吧,我那男朋友已经不再来向我“请教”了。老吴一下明白过来,尴尬地笑笑,就和呼俊美一起走进了电影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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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觉得很奇怪,既然呼俊美外貌不如预想,性格又是那样别扭,老吴为什么像中了魔一般久久放她不下?老吴说,他除了倾慕她的才华,再就是喜欢上了她的别扭,她说话不那么中听,但不做作,不虚假,一就是一、二就是二,这在他的周围是很难见到的。他听装腔作势、曲意逢迎的话太多太多了,和呼俊美对话哪怕是吵架,他觉得都是充满人味的,这让他感到既陌生又亲切。还有,回到局里后有人私下里对他说过,当年文化局专案人员去提审呼俊美,当她听出老吴受了她的连累时,非常悲愤,说这比杀了她难受,她以拳击头连呼三声:“罪孽—罪孽—罪孽啊!”老吴听后感动得泪水纵横。这样的患难知己,他能放下吗?

老吴为此写了一条座右铭: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!

我们单位的人后来见到了老吴写的这条座右铭。很多人并不知道此语出自何处,也没有闹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,就只抓住了其中这个“知己”。有人隐约听说过老吴和一个右派教师的事,这下就本能地敏感到这里有文章可做,于是便不辞辛劳地开始八方搜索老吴的“知己”来。

老吴自己当然也没有懈怠,其实他早就在寻觅了。右派问题刚一改正,他就像白娘子脱离了雷峰塔的镇压一般,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去见自己的“许大官人”。他兴致勃勃又不无忐忑地去了呼俊美原来的44中,没想到那所中学的建制已经撤销,如今已改成了一所职业学校,原中学人员的去向门卫一无所知。他赓即去市教育局查询,接待他的是人事处一个年轻女子。那女子告诉他,44中的人都分配到其他学校去了。老吴请她查查呼俊美分到了哪里,那女子查了半天没查到,说这学校有姓胡的、姓傅的,就没有姓呼的。老吴疑惑了,怎么会查不到?难道她的右派问题还没有改正还在下面劳动改造?老吴本想把他的疑惑讲出来,想了下,最终还是没有讲。他想去找44中原来的校长或老师打听,便请求那女子给他提供联系地址。那女子见他汗水都急出来了,就说:你不用亲自去跑了,我马上给他们校长打电话。那女子打完电话,告诉老吴:校长说呼俊美没再回过学校,摘帽后她就直接从铁路工地办了退职,去了哪里不知道。老吴一下傻眼了,一个大活人怎么连丁点痕迹都没留下就不明不白地消失了?

他只好另寻线索。

老吴又去了晚报。原来的熟人已经调离了,他就直接找到副刊部。副刊部几个编辑正在埋头看稿,他一闯入,全部人都从稿子上抬起头来睁大眼望着他。老吴向几位胡乱点点头,谦恭地问:请问哪位老师知道呼俊美?没有人回答。他又补充说:是一位作者,曾经在你们副刊发表过文章的。还是没有人回答。老吴的心像坠上了千斤石头一下下往下沉,他有些语无伦次了:写过匈奴文章的,44中的,女的,教历史的……几个编辑开始唧唧喳喳议论起来,有个中年女编辑突然说,是教高中历史的吧?女的?右派?老吴跟着她的问话“是、是、是”地点着头,下坠的心开始往上浮动起来。中年女编辑很肯定地说:死了,自杀的,我女儿在那所学校读过初中,我听她说过,死了。老吴马上反驳道:不对!他们校长不是这样说的,没有说她死,只说她没有再回过学校。中年女编辑咧了咧嘴:没有再回过学校?死了怎么回?校长这是玩的讲话艺术,你没听出来?一位中年男编辑问角落里一个一直埋头不语的老先生:柯老师,那个作者好像是和你联系的吧?真死了吗?柯老师的视线从眼镜上方边框探出,扫扫老吴,又扫扫其他人,然后说:早没联系了,不知道。中年女编辑再次肯定:不用怀疑,千真万确,死了!老吴正在往上浮动的心猛然又沉了下去,一落到底,差点没昏倒在那里。

正在老吴痛苦不堪的时候,一天,他意外收到了一封没留地址、没留姓名的信,信上只写了一句话:请不要再去打扰她,各自做自己的事吧。字迹苍劲,不是呼俊美的笔迹。究竟是谁写的?为什么如此神秘?老吴反复思索良久,最后他怀疑与晚报副刊部的人有关,很可能就是那个柯老师,因为呼俊美以前只和他有过联系。老吴给柯老师去了封信,想从他那里了解更多呼俊美的信息。没有回音。再写,仍然是泥牛入海。他又仔细琢磨信中的话,“各自做自己的事”,这“各自”显然指的是他和呼俊美,如果是这样,那就应该是呼俊美生前对他的告诫,托柯老师转告的。他于是决定谁也不去打扰了,做自己的事,以此来告慰呼俊美在天之灵!他主动要求到“疯专”,就是借助的这个动力。没曾想,却因“以身作则”,处在了舆论中心,没法做任何事,老吴只好自动下台。他写的辞职报告中,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,也没有说更多理由,就只说自己不适宜再做领导工作。上面当然也想把他撤下来,正考虑给他一个什么说法,现在他自己提出了,岂不更好,说法就成了“尊重他本人的意愿”。给他当初请求去“疯专”一样,这次的批复也很快,可谓来去无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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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   老吴下台不久,我就离开了原单位,去了市文联。原单位和新单位只隔两条街,直线距离超不过两百米,但我却从来没再回去过,关于“疯专”的是是非非,关于老吴的起起落落,都成了逐渐远去的记忆。要不是一次偶然的际遇,也许这些记忆就会像沙漠里的流水,渐渐匿迹销声。

有次,我随我市作家代表团去西北参访,在古称凉州的武威参观时,无意间听见当地一位作家提到呼俊美的名字,说她写了本关于匈奴的书,刚出版不久,卖得很火。我很吃惊,忙问这位作家,你认识呼俊美?他回答说不认识。这位作家在出版社工作,呼俊美的书就是在他们那里出的。我请他帮我问下呼俊美的联系地址,他立即给社里打了个电话,结果让人失望。呼俊美的稿子是自己送到出版社的,当时留下的联系地址是她的租住地,人已经搬走了,原来的房东只听她说过要去祁连山区采访一段时间,具体去了哪里不知道。出版社也和她联系不上,连样书、稿酬都没法寄。原来呼俊美还活着!这消息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立马打长途电话回原单位,从门房老周那里问到了老吴的电话。找到老吴后,我异常兴奋地告诉他:特大喜讯!呼俊美没有死,还活着,就在祁连山!出乎我意料的是,老吴并不像我那样兴奋,他很平静地回了句,我知道。他告诉我,他退下来后柯老师写信告诉了他呼俊美的情况,说死去的历史老师不是她,而是另一个姓胡的女老师,“呼”“胡”被传的人搞混了。我问他和呼俊美联系了没有?他说没有,柯老师向他转告了呼俊美的话:互不打扰,各自做自己的事,彼此心心相印就是最好的相爱。我问,呼俊美怎么知道你还惦着她?他回答得很有意思,我也不清楚,总之她对我的情况好像很了解,也许是有什么心灵感应吧。

我从西北回来后,曾几次登门造访老吴,都没见着。问邻居,谁也不清楚他的去向。有个大妈神秘兮兮地低声对我说,有天早晨好像看见他提着旅行箱出去了,走亲戚、旅游都有可能。一个人住套大屋子多冷清啊,出去走走好。我想也是,就没再多问,没去多想。也许老吴已经开始去“做自己的事”了吧,自此我便没再去打扰他。

大约又过了两年多,有天,我在大街上偶然遇见原单位的老陶,许久不见,就站在街边和他多说了一阵话。他告诉我他正在活动跳槽的事,说再不换单位他都快疯掉了。我无心打听原单位那些牛打死马、马打死牛的头疼事,只顺便问了下老吴的情况。老陶吃惊地说,老吴都死去半年多了,你不知道?我脑袋顿时轰一声响,表现得更为吃惊,大声吼起来:你说的是真的?他忙把我拉到僻静处,告诉了我有关老吴最后的一些情况。

老吴离家后,千里迢迢去了祁连山。老陶并不清楚他为何要去那里,我也没讲,他猜想可能和他爱过的那个匈奴人有关。老吴去祁连山后,在牧区办起了马背小学,教当地牧民的孩子读书识字,他几乎耗尽了全部积蓄,为那些孩子买书本和学习用具。还教孩子们打篮球,他们的篮球队还得了县区少年比赛的冠军。半年前的一天,老吴上完课回帐篷休息,屁股刚落座,脑袋一耷拉就睡过去了,从此就再也没有醒来。医生赶来检查,什么病因都没有查出来,就说是累死的。原单位得到讯息后,马上去人处理后事,老陶也跟着去了。老陶说,清理老吴的遗物时,除了几件换洗衣服,就只有一面铜锣。一道去的向副部长看见这面铜锣时十分感慨,他说这是老吴爷爷留给他的唯一遗产,老吴就是带着这面铜锣参加革命的。老陶感叹道,来时一面锣,去时仍只有这面锣,真有些委屈他了……我心里一阵难过,想说点什么,却一句也说不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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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陶沉默片刻,又接着说,葬礼办得那才叫隆重啊,牧区蒙古族、裕固族牧民和孩子上千人为他祈祷、送葬,鼓乐震天,旌幡蔽日,好壮观,好感人!说到这里,老陶的眼里闪出了莹莹泪光,他十分感慨地说,老吴这辈子啊,活得很不如意,可死得却很辉煌,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吧。我问老陶,呼俊美参加葬礼了吗?老陶睁大眼望着我:你是在说胡话吧,那个匈奴女人不是早死了吗?我只好对他说了我后来得到的信息。老陶还是半信半疑,如果她还活在祁连山,就应该来参加老吴的葬礼,她确实没有来啊。这事我也觉得有些不好理解了,老吴的一片真心,难道换来的是一颗无情铁石?

后来,我受邀参加一家刊物主办的“敦煌笔会”。笔会结束后,我特意去了祁连山老吴办学的那个牧区。当地牧民知道我是吴老师的朋友后,对我非常热情,前呼后拥地陪我去了老吴墓地。坟茔背靠白雪皑皑的祁连山,面向碧草茵茵的祁连大草原,头顶蓝天白云,四周鲜花环绕,我顿时在心里感叹道,老吴,你真会找地方!坟头像个蒙古包,坟顶是石板盖的,似穹隆,坟脚用石块砌了一圈基座,基座正面嵌了几个玻砖匣子,正中的匣里放着那面铜锣,紧挨着的左边匣里放着一摞书,右边匣里放着一个篮球,其余的匣里放着牧民和学生送的纪念品。牧民告诉我,锣是吴老师的遗物,他的一个老战友亲自放上的;书是呼老师送来的,是她自己写的书;篮球是一对自称是吴老师同学的夫妇送来的。我不再多问,一切都明白于胸。我既来了,该为我这位可敬的老领导老朋友表示点什么?

我突然想到老吴坟前还缺一座碑,便向牧区领导提了为他立碑的想法,费用由我来出,碑文由我来写,只请他们协助张罗。牧区领导告诉我,不立碑是吴老师生前嘱咐过的,说他没有资格为自己树碑立传,无论做了什么,也永远不会为自己树碑立传。他还说,人活着是为了做好人,如果是为了立好传而活着,这人就算不上好人了。

我于是只好打消念头,却在心里默默为老吴立了一座碑,一座高大雄伟的无字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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