忆那年的邻居们

原创 爱上美文  2024-04-18 08:26:50  阅读 331 次 评论 0 条

七十年代中期,我在张家口市堡子里鼓楼东街三号居住。堡子里这片地方,是张家口的起始地,发祥地,老街道,老房子。既有不少历史的遗存物,又有不少的故事。那些历史的遗存物依然存在,不少的故事却是销声匿迹了。

我讲的这些事儿,其实算不上什么故事。什么是故事?有人物,有情节,听起来引人入胜,想起来真实可信。我讲的这些事儿,平平常常,没有一点儿引人入胜的情节,真还达不到这个标准。可是,有人偏偏说我在讲故事,我也没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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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住的这个三号院,原来是银行家属宿舍。开始,住的都是银行的职工。我的一个远房亲友为了上班近一些,和我调换了住房。那时,社会上还不时兴盖商品房。偶有条件好的单位盖几间家属宿舍,到分配时,也是闹得鸡飞狗跳墙。住排子房的,在房前房后屋檐下垒炉子做饭,地方大一点儿的,可以放一张床,孩子结婚住大房,老人蜗屈在小房。那时节,人人如此,家家如此,全社会如此。每当节假日,满大街都是推砖头的,拉椽檩的。待材料齐备时,请一个行家里手,找几个狐朋狗友,乘一个休息假日,起个早,搭个晚,一天便大功告成。来上几瓶当地自酿的八角三分钱一斤的所谓“八三”大曲,一个个喝的摇头晃脑,乘兴而归。一间小房就此落成。

那时,你去谁家串门,家家户户院子里都盖得严严实实,在那狭窄的通道上行进,对面过来人,只得侧身而行。碰着两个推自行车的人相遇,那就更惨了,扭捏半天,累你一身汗,方才过得去。遇着一个是弱者,只能是一个退回去,放过一个,另一个再过。

我住的斜对门,是十一号院。和我们这个院子相比,不同之处是,一个是长条院,一个是方正院。院中的杂乱程度,如出一辙,都是大杂院。在这十一号院里,当时住着两位地委的干部。一位是地委秘书长崔亨柱,另一位是地委农工部部长于立耕。他们都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。论年龄,都是四五十岁之人。当时我是地直企业的一名“以工代干”,看这些地区的领导们都是仰视的。住的虽然门对门,并不熟悉。

和崔亨柱见面的时候比较多。我每天七点半出门,他大概也是这个时间上班走,所以,三天两头出门时见面。久而久之,由开始的互不理会,变作微笑点头,以示招呼。他呢,脸是红扑扑的,细高挑,迟早总是微笑着,手里拿一个小收音机,举在耳旁,一边走,一边听。当时,都听毛主席的,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……”。听新闻,收看中央电视台的“新闻联播”,是不少人生活中的第一要事。几乎每天早晨都目送他渐渐走远。住了几年,又经常见面,却没有说过一句话。我知道他是秘书长,他却不知道我是那一路神仙。

所以,我和崔亨柱只能算作认识,绝对算不上熟悉。而认识,也只能算作我认识他,他未必认识我。和于立耕的熟悉程度,还不如和崔亨柱熟悉。在其他地方和崔亨柱见面,同样会微笑着,点点头。可是,对于立耕,仅仅是只知其人,未见其身。斜对门,出来进去的,说不定也见过,只不过是对不上号。然而,我和于立耕的老伴却熟悉。

老太太姓沈,担任鼓楼东街居委会主任。老太太的这个主任,还是不脱产的,同时负责打扫鼓楼东街的卫生。罩着头,带着蓝色的大围裙,推一辆小车,车把上挂着一个袋子,把顺便捡到的塑料带,酒瓶,报纸等杂物装在袋里,收集起来卖废品。夏天天长,还好一些。每到冬天,天刚蒙蒙亮,沈主任握着竹扫耙,由西向东,“唰,唰”地扫着。清晨肃静,万籁俱寂,那一下一下的扫地声,清晰地传入每家每户的院落中。我家在路北,临马路有一扇小窗户。睡在炕上,那扫地声听得清清楚楚。

久而久之,这清晰的扫地声成了我家不用对时的马蹄表,一听到扫地声,起床,洗漱,整理家务,吃早点,有条不紊,准确无误。街道经常不断地检查卫生,我们总是说,孩子多,家里邋遢。沈主任也总是说,这么多孩子,这就很不容易了。老人那慈祥的面孔,总是显得那么宽厚。至今我都在思念老人。

去年,我曾回去过。那次,不由自主地走到了鼓楼东街。街道依旧,院落依旧,只是显得更加破旧。据说,这片老城区要改造,修旧似旧,恢复成旧时的老模样,现在处于等待期。我站在街头,深情地凝望着生活多年的故居,人去物非,顿觉凄然。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那些老邻居来。

我记得,忘记是在什么场合了,我曾经念叨过这件事儿。在场的年轻人一个个不置可否:

“侃吧!地委秘书长住在大杂院?”

有的说:

“部长的老伴扫马路,捡破烂?”

有的摇头,有的用一种别样的眼神瞅着我,似乎在说,这般年纪了,说话竟然如此没谱。有的甚至说:

“编的故事吧?”

我茫然。我想分辨,可是,大张嘴,却说不出话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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